人类历史上唯独中华文明从未中断，解开“龙图腾”的密码是关键

常有人疑问，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其所谓的龙是什么，“传人”又是何指。

龙在中国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最流行的是指一种呼风唤雨神灵，承担圣贤神人坐骑的神兽，如韩非子所言：“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它有时又是星座、星象的代称，大家熟知的还是帝王的表象……。但，这些充其量只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龙的文化传承，而非龙的传人。

也有人从图腾传承解释，但那也是非常牵强的附会。从考古的强有力的证据及典籍和当今民俗来看，历史上的华夏民族从来没有统一的图腾信仰，而最广泛最普遍最持久且传承有序的图腾是华夏原生的虎而不是龙——这且按下不表。

实际上，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此龙非彼龙，“传人”所传自然也另有其妙。

龙与华夏先民的关系

说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是将我们先民与“龙”相联系，这种联系最早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伏羲时期。

伏羲，华夏民族人文先始，三皇之一。楚帛书记载其为创世神——这是中国最早的有文献记载的创世神。也是最早团结统一初始时期先民各个部落的人文始祖。

由于治理有方，前来投奔伏羲部族的各部族日益增多。正如同《管子•形势篇》所谓：“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载也。”伏羲麾下的空前壮大面临一个重大而严肃的课题：如何对这些不同部落进行统一的规整——依旧各随各族的图腾显然不利于团结与号令；而统统归于伏羲族图腾标记，一方面会致使自己核心部族成分复杂化，同时也会给人造成通吃并吞的误解，于是以取各部族之长的组织形式诞生了。正如《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所言：“宓羲龙师名官。” 颜师古注：“ 应劭曰：‘师者长也。以龙纪其官长。’张晏曰：‘庖羲将兴，神龙负图而至，因以名师与官也。’”也就是说，由于有“神龙负图”这种祥瑞出现，所以，这种组织的名称以龙命名，正如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古今图书集成·字学典》引《路史》则言，“太昊伏羲氏以龙纪官，百师服，皆以龙名，作龙书，以立制号”。伏羲的管理与组织“皆以龙名”“百师服”从而成为制式——这就是诸“龙”的出现。

《左传·昭公十七年》也说过“太皞氏之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杜预注曰：“太皞伏羲氏，风姓之祖也，有龙瑞，故以龙命官。”孔颖达疏曰：“太皞以龙命官，春官为青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

《纲鉴易知录·五帝纪·太昊伏羲氏》说的最透彻：“太昊时有龙马负图出于河之瑞，因而名官，始以龙纪，号曰龙师。命朱襄为飞龙氏，造书契；昊英为潜龙氏，造甲历；大庭为居龙氏，治屋庐；浑沌为降龙氏，除民害；阴康为土龙氏，治田里；栗陆为水龙氏，繁滋草木，疏导泉源。又命五官：春官为青龙氏，又曰苍龙；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於是共工为上相，柏黄为下相，朱襄、昊英常居左右，栗陆居北，赫胥居南，昆连居西，葛天居东，阴康居下，分理宇内，而政化大治。”《古三坟》则曰： 伏羲氏“命臣潜龙氏作甲历。伏制牺牛，治金成器，教民炮食。易九头为九牧，因尊事为礼仪，因龙出而纪官，因风来而作乐。命降龙氏何率万民，命水龙氏平治水土，命火龙氏炮治器用，因居方而置城郭”。

所以，从诸多古籍中我们可以发现，龙是古圣贤伏羲开创政体，是一种多民族、部族情况下团结各族群，使之能各尽所能扬长避短的有效的组织形式的表象名称，是通过龙这种表象使得所有族群对同文同宗的认可。

晋王嘉《拾遗记·春皇庖牺》说：“昔者人皇蛇身九首，肇自开闢”——形象地描述了这种伏羲开创的九首集于一体社会的组织与各司其职的管理形式与格局，而“蛇身九首”最终抑或讹传为后来的“龙有九似”。

龙：伏羲的天下为公

古人对这种龙政体的描述还上升到哲学理论层面。

发端于伏羲“始作八卦”的《周易》，以乾坤二卦为统领。乾卦全篇都在讲“龙”，因晦涩难懂，所以众说纷纭，然若联系前文直读，便可发现从“潜龙勿用”开始，历经“见龙在田”、“终日乾乾”、“或跃在渊”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全盛——这些都是直接对伏羲创立的“龙”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状态的描述及规律的剖析，揭示其间“变化无常，隐现不测”的特点。通过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感应，阐述民族认同、组织起来与“大人”之间、群龙之间的辩证关系。

乾卦“用九”有一句令常人费解的说法谓“见群龙无首，吉”，对照“亢龙有悔”的“盈不可久也”，对照坤卦相呼应的对应位置更进一步指出的“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天德不可为首也”。

于是可以看到，这是强调群龙必须置于伏羲部族的领导下，伏羲则天下为公一心为民众。

推演伏羲八卦编撰《周易》的文王悟出了其中奥妙，“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推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名义上是周的，但土地是不归“王”一家所有的。他自己只是共主，周并非独占天下土地，是分封出去的，分封出的土地为邦国，邦国的君主不能像周一样称“王”，只能称“侯”；邦国的土地也不为“侯”所独有，也是分封，再分的土地谓“家”。分到最后王、侯、卿大夫、士、平民都得到了土地——“溥天之下”是指王的责任在于“守土为民”。

周由此延续了八百年的王道乐土。

然而，文王的后人最终还是渐渐由“亢龙”而重蹈“龙战于野”的覆辙，导致“血流成河”。

对此，孔子有话要说。

孔子当初离开鲁国，率学生周游列国，奔波了七八年，欲推行恢复周朝初年礼乐制度的政治主张，可看到的只是“龙战于野”。

最后攻读《周易》至“韦编三绝”，感叹道：“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说自己倘若五十岁就开始学习《周易》，那么就可以不犯大错误了。

在龙最强势的“飞龙在天”，孔子突然强调起虎来了——请注意，现代很多学者研究认为，伏羲原本是虎图腾部族领袖。

孔子说“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覩”，就是说，在相辅相成的龙虎关系中，伏羲的作为是有目共睹的：虎是风云际会的发动者，而龙则应运而生。生命的源泉在于气，气的涌动即为风，风生才能水起，风起才有云涌。春风化雨冬风化雪，云的变化也是依赖风。正是伏羲兴起的“风”的引领，才会生发龙虎风云际会的场景，唯此才得以率领民众大有作为指日可待，处于这样的历史好时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唯此才能“利见大人”。因为，“飞龙在天，（是因为）大人造（造就）也”，大人才是群龙的首，故“群龙无首，吉”！而一旦脱离伏羲向“亢龙”发展，便“其道穷也”，其结果就是群龙“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说卦传·补遗》说“先儒有以乾卦为虎，以虎为刚猛之兽。乾三阳，虎之象也”——虎卦说龙，岂不是其有所指。

所以，伏羲部族的这种政体与民族认同是一种虎为首，龙为体同文同宗的“中央集权”雏形，唯此龙行虎变，虎变龙蒸的政治局面才能得以实现。所以，孔子为自己不能生活于斯而无比惋惜：“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伏羲开创的这种“虎首龙体”有着丰富的考古实证支持。

1987年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距今6460（＋-135年）的龙虎蚌图，不少专家认为其中体现了伏羲时期的虎尊于龙。

临潼姜寨遗址、马陵遗址出土有著名的虎首类人面纹彩陶葫芦瓶，与今日彝族在葫芦上绘***以象征伏羲风俗遥相呼应。马家窑文化人虎纹彩陶器盖正面塑虎面人像，人脑后塑一条蛇形物。1935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十一次发掘殷墟，在西北冈M1001大墓“翻葬坑”出土的“白色黄斑大理石虎首人身虎爪形立雕”，其两臂上各阴刻有一条“瓶角龙纹”，腰、股、胫上刻有“蛇身”动物纹。同年第十二次发掘，在西北冈M1550大墓“翻葬坑”又出土一件造型姿态相同的“灰白色大理石虎首人身虎爪形立雕”——说明“西伯拘而演《周易》”时文王对“虎首人身龙（蛇）体”是有实物认识基础的。

龙的传人

现代“龙的传人”的提出始于民族悲情，是对一盘散沙民众组织起来的渴望，是华夏要团结不要分裂信仰的传承，今天则成为民族团结复兴的信念。

自秦始皇号称“祖龙”始，龙与帝王身世发生联系，经元、明、清的强化，完全成为皇室象征，晚清外交黄龙旗则使龙进一步成为清朝的标志。以龙为皇权标志的封建集权的统治者高高在上神秘莫测、官本位、脱离人民、裙带关系、官官相护、贪腐逐利等等，是执政中的“龙意识”表现，是与广大人民对立的。所以，帝制时代民间百姓对龙的祭祀只为求其及时降雨，并没有以龙为“共同祖先”的意思。在民间甚至还有大量英雄人物斩***兴风作浪的恶龙的传说。

提出龙是中国人的图腾，是民国之后的“发明”。

1903年，严复第一次把“图腾”这个概念介绍到中国。抗战前后，知识分子为救亡，使一盘散沙的民众组织起来团结在民族独立的旗帜之下，兴起普及、论证中国的民族概念及图腾学。但对于龙，大多数学者认为它仅仅是中国史前众多图腾之一，没多少影响力。

“龙图腾”概念最重要的发明者闻一多在《伏羲考》中指出，龙图腾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但书中充满了“假如”“假定”“也许”“恐怕”……而且，没有人类学理论为支撑，只是为救亡图存而激发人们民族意识的“解读”。

他还非常纠结地说：“龙凤”在帝制时代，已成为“帝德”与“天威”的标记，“一姓的尊荣，便天然的决定了百姓的苦难”，“龙凤”二字不禁令人“怵目惊心”，所以，“要不然，万一非要给这民族选定一个象征性的生物不可，那就还是狮子罢，我说还是那能够怒吼的狮子罢，如果他不再太贪睡的话。”——可见发明者本人也未必确信“龙图腾”。

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广的超大规模的原住民大国，使庞大的多民族人民确定同宗同文认同的民族共识，团结并组织得法，这无疑是第一位的关键，否则，中国非但是一盘散沙，还会血流成河。我们通过前文对先民与“龙”关系的溯源，应该发现——中国人独创的这种“龙”，是多么独特的民族智慧珍宝，它必然会得到呵护传承并完善升华，从而成为中国立于世界之林的优势。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绵延数千年的文明。华夏虽然历经分分合合，但始终贯穿着对同文同宗的认可与中央集权的基调。中央集权与**不是一回事，集权是有民主的，有人民集权和少数人**的集权。自秦开创封建王朝一直到民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是少数人的集权与**。

有人分不清这些，一听到集权就嗤之以鼻，极力推崇西方“民主”，殊不知，“民主”概念一开始是被西方主流世界所摒弃的，今天有些号称“民主”的政权实质只奉行“丛林法则”，有的甚至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形态——所以，真正的民主既不是西方的一贯的、真正的价值观。中国坚持、完善的数千年的同文同宗民族的制度与世界某些运行百年的制度相比，虽然各有所长，但能够“组织起来”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我们应该有着充分的文化与制度自信。我们需要的是肃清封建的“龙意识”的行政思维遗毒，否则，党的“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和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的落实与深化无法保证，从这点来说，我们对于“龙的传人”认识的回归初心任重道远。于此，我们对“龙的传人”的认识应该有一个新的提升。